足彩任九场复式代购:法學畢業生論文

法學畢業生論文 時間:2019-03-16

福建体彩31选7复式玩法 www.yrnmdd.com.cn   法律是捍衛人民群眾權利和利益的工具,也是統治者統治被統治者的手段。下文是學識網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法學畢業生論文的范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法學畢業生論文篇1

  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法哲學分析

  法治思維與理念是法治的內核,法治文化建設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的關鍵?!噸泄倉醒牘賾諶嬙平婪ㄖ喂舾芍卮笪侍獾木齠ā訪魅分賦觶?quot;部分社會成員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維權意識不強,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依然存在。這些問題,違背社會主義法治原則,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妨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1](P3)保障人民權益需要"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1](P26)。從法哲學的角度來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必須超越傳統政治文化心理,達成法治理念共識;必須突破工具主義思維定式,樹立法治文化信仰;進而在政治司法主體、學術理論主體與公民法治個體的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將法治文化落于實處,以期實現文明更新。

  一、人治走向法治:形成法治文化的思想基礎

  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2](P437)。同樣,一個民族若想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一刻也離不開法治思維。在人類的政治生活史中,人治與法治集中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政治理念。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要求我們基于現代社會政治文明的發展實際,辨析人治與法治的不同特點,超越傳統的人治模式,形成"依法治國"的理念共識,夯實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石。

  人治,也即以人治人,實際上表現為官治。人治強調人的血緣、身份、道德修養、閱歷等主體因素在政治管理中的決定性作用,實際上是一種經驗性的管理模式。李德順教授指出,"我國兩千多年的政治文化傳統,總體上屬于一種人治主義,即人治文化。"[3]

  人治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同時也對我國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甚至未來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從中國文明更新與社會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角度來看,人治傳統對我國社會歷史的影響負面因素已經越來越突出。首先,人治壓抑社會創新。人治是農耕血緣社會家庭、家族管理模式社會化到社會政治領域的結果。農耕文明的生產生活知識主要依賴祖祖輩輩實踐經驗的總結,長者、尊者作為生活與生產經驗的豐富持有者在生產生活中自然具有主導權。在這種由長者主導的經驗型社會中,人們往往強調守成,而對年輕人的個性張揚與創新精神進行重重的壓制。從家庭到家族再到天下,都是最有權威的長者說了算。千年來形成并承襲了人治思維與人治基因,我們為尊者諱、為長者諱,造成思想固化、品性中庸。

  其次,人治壓抑人格獨立。人治主要體現為以官治民與以官治官,實際上是官治。官與民之間、官與官之間存在嚴格的權力等級與身份區分。官可行生殺予奪,權能搏功名利祿。這種人治思維另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官本位與官文化。"從文化角度,官本位文化是傳統文化的強勢,'官本位'理念及其實踐的普及化、國民化,使人們對官的特權化習以為常,甚至反感與欽羨參半"[4](P125)。權力主導土地、糧食等物質財富的分配,權力掌管輿論教化,官員成為倫理道德規范的制定者與裁決者。敬官、畏官,爭著想當官成為常態,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演化為人與權力之間的關系。

  人們畏懼權力、依賴權力、迷信權利,權力思維盛行,奴性意識濃厚,難以形成獨立人格。再次,人治不利于良性社會秩序的建構。人治模式的一個突出特征是權力主導逐級管制、缺乏有效制衡與監督。同時,權力主導的、經驗性的人治模式高度依賴于官員的道德修養自覺與豐富的政治生活經歷。權力至上的人治模式強調實用、變通,往往打破社會底線,敗壞社會秩序,在實際運作中造成潛規則盛行、權大于法、言大于法,造就刑不上大夫等不受約束的特權階層。特權階層進一步通過血緣、門第、出身等因素的篩選固化了社會層級之間的不平等,形成等級嚴密的社會差序格局結構。

  生活于其中的人們缺乏規則意識,缺乏契約精神,不能夠很好地按照規矩辦事,總是千方百計拉關系、找門路。兩千多年的人治模式,在人們頭腦中嵌入了深深的烙印,形成了濃厚的人治思維路徑依賴與文化心理,成為阻滯我國現代化發展的一道堅固的思維壁壘。

  法治相對于人治而言,主張理性建構一種程序性的規范---法,并賦予法以最高的政治權力與權威,強調法是社會成員共同的行為標準,而且是根本性的評判標準。法治包含兩大體系:實體形態的法制與觀念形態的法的理念。法制作為法的制度設計、規范設計和機構設計,是法的實體性存在,為法的具體落實提供了客觀保障。法治思維理念是法的精神性存在,為法的實際踐行提供著內在支撐。

  一般來說,"法治思維是指主體在法治理念的指導之下,按照法治的根本要求,體現了法治的精神實質和價值追求,分析、判斷、處理客觀現實問題的思維方法或者思維過程"[5].法治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集中體現,具有獨特的優勢。法治為現代生活提供了相對統一的社會規則。無規矩不成方圓,任何一種社會都離不開相應的規則。法治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頻繁化的產物,也是現代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與規則。法治強調規則優先,認為程序是結果的保障,主張權利與義務相統一。法治框架下,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共同享有法定權利并承擔相應的義務。同時,法治內涵著民主的要求,主張協商對話,反對獨斷專行,保障個體生命不被隨意殺戮,合法財產不得侵犯,公共權力不得隨意干涉私人生活等。

  社會成員之間自覺守法,遇到問題主動找法,解決問題與糾紛靠法,不像在傳統人治環境中遇事就攀親戚、拉關系、走后門。盡管所有這些要求都必須通過一種實體形態性的配套制度設計來保障,但是一旦脫離開法治思維理念,這些實體性的設置就會淪空為一種擺設。從廣義文化的角度來看,法治文化是法的物質文化與精神理念的統一。法的物質文化形式主要體現為各種實體性的立法、司法、執法工具、實物和專用場所,包括法律文本等等。法的精神理念則主要表現為立法、執法、司法、守法主體的法律修養與法治意識。法治文化是法治生活的實際樣態,既反映了特定社會、特定主體的法治踐行與法治思維理念,同時也在對特定的主體進行塑造,起到化人的作用。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是一種文化的集中反映;就此而論,法治思維理念則是法治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治社會建設的關鍵。

  我國歷史上人治傳統久遠,民眾法治意識與法治理念淡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首先需要在思想觀念上形成正確的認識,即形成法治理念共識。我國歷史上儒家側重于強調人治優于法治,主張圣王仁政、"德主刑輔""德先刑后".與此相反,法家則認為法治比人治更可靠,主張"化性起偽""以刑去刑".當然,也有學者認為人治法治不可偏廢,主張德法并重。這一爭論伴隨著中國傳統社會持續了兩千多年。為此,有學者總結說:"在理論上,古往今來是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還有主張二者相結合的,這場論戰直到現在也未形成定論。"[6]

  這充分反映了人治與法治的復雜關系,同時也說明了中國傳統以農為本社會模式下人治的內在合理性。實際上,糾結于這種人性善、人性惡、人性善惡混等抽象人性假設基礎之上的邏輯爭論是沒有意義的。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7](P501)歷史和現實反復告訴我們人治或者法治沒有一個是萬能的,二者中任何一個都不能單獨自洽地成為一種總體性社會規范。

  人治與法治只是在最根本的原則(人治是權力至上,法治是法律至上)上形成對立,在其具體內容與實踐中則存在著諸多重疊共識,因其特色與功能側重不同恰能夠相互補充。另外,我們必須意識到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異性。傳統社會屬于熟人社會,宗族、血緣、姻親等屬于天理人情不可違,人治盛行有其合法性。我國傳統社會人治有余而法治不足。盡管古代的統治階層也強調法的作用,但是這種作用往往側重于維穩與治民,主要體現為維護王權統治的刑法重,協調與保障民權的民法弱。現代社會人們的交往擴大,形成了陌生人社會。這種社會,要求運用法治思維模式來型構一種理性化、程式化的現代文明來保障每個人的自由與權利。

  在大力倡導依法治國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今天,法治是社會最為基本的規范與管理方式,也是夯實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礎。全社會都應該認識到"依法治國"的緊迫性與必然性,形成法治的思維理念共識,通過法治打破傳統人治親緣裙帶模式的權力至上、官本位的層級結構的關系型社會。

  二、工具轉向價值:提升法治文化的精神維度

  理解了人治的時代局限性與法治的現實緊迫性并不必然導向依法治國的全面推演。全面推進法治建設離不開法治文化的熏陶,需要立足社會實際,增強法治文化的現實感召力;同時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標準,將法治文化內斂、升華到價值觀、信仰的高度,提升法治文化的精神層次,使法治文化能夠為法治建設提供普遍持久的效力。

  法治建設要立足實際,增強法治文化的現實感召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彰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文化建設既要著眼長遠做好頂層設計,也要關注當下能夠切實解決社會實際問題。

  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立足全局和長遠來統籌謀劃",要"腳踏實地、做到切實管用;既講近功,又求長效"[1](P46)。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存在有兩種依賴狀態:人的依附狀態與物的依賴狀態。正是人的不完善性、相互之間的依賴使人同自然、社會、他人甚至自我發生關聯產生需要。人之需要的客觀性決定了人的活動必須能夠有用,能夠為一定程度的人的需要的實現創造條件。思想理論和說教一旦離開具體的利益,就會顯得蒼白無力。

  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必須考慮法律作為社會自我調節規范的實用工具性維度。"法的工具性價值是指法是人們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一種工具"[8].法作為一種工具,必須恰當裁定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能夠彰顯特定時代的倫理道德風尚。法是引人向善的彩虹橋,同時也必須是能夠懲惡揚善的達摩克利斯利劍。正是因為我們相信法最終能夠保障我們的合理權益,所以我們才能說服自己依法行事。文化的價值在于其超越性追求,文化的生命力依賴于其現實生活中的實用性程度。法治文化建設只有植根于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對群眾冷暖疾苦作出反饋,滿足社會需要才能永葆生命力。也只有那些立足于現實生活實際,具有極強現實生活介入與觀照的法治文化才能真正對社會大眾的法治行為踐履與法治思維理念形塑產生感召力。

  法治建設要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標準,增強法治文化的倫理底蘊。公平正義是社會的首要美德,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每一個時期都有每一個時期的核心問題。我國改革開放初期,面臨著解決溫飽、發展經濟的主要任務,我國的法治建設緊緊圍繞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做出了諸多的有益探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但是,我國法治建設領域仍然存在不少嚴重的問題,近些年來"兩高"工作報告反對票一直居高不下就反映了群眾對法治建設并不是很滿意。指出,"我們在立法領域面臨著一些突出問題……有的法律法規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愿不夠……有的立法實際上成了一種利益博弈……一些地方利用法規實行地方?;ぶ饕?,對全國形成統一市場、競爭有序的市場造成障礙";在執法領域存在著"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以權壓法、權錢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問題,老百姓深惡痛絕";

  在司法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問題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員作風不正、辦案不廉,辦金錢案、關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1](P52,54,55)。這些情形侵害了老百姓的合法利益,傷了老百姓的心,敗壞了社會風氣,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際上是維護和保障人民群眾的權益,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意在彰顯社會公平正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只有始終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指向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與支持。

  法治文化只有彰顯了社會倫理與公平正義才能具有可行性。法治信仰的建立實際上也就是人們相信可以通過法治、法律、司法程序來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任何信仰都與主體的現實經驗、生活體驗相聯系,只有讓人民群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真實存在,人們才會自覺遵守法律、維護法律、依法辦事,才能推動全面依法治國的展開。

  樹立法治信仰,提升法治文化的精神維度。從服務于人的社會生活秩序來講,法治不是目的而是一種工具。盡管人的生活目的就在于人自身,但是要實現法治的普遍有效性就不能僅僅將法治視為一種可有可無的工具。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超越法治工具主義的狹隘思維。

  因為,一旦人們將法治僅僅視為治國理政的一種工具,而不上升到價值、理想的層面,這種工具就極易在實際操作層面上被人治所取代,封建主義那種圈子文化、山頭主義文化就會趁勢興風作浪,從而有礙于依法治國的全面展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要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法治信仰。我們知道,信仰是特定主體"對某人或某種主張、主義、宗教的極度相信和尊敬,拿來作為自己行動的榜樣或指南"[9](P1405)。法治文化信仰領域一般存在兩種區分,一種是法律信仰,一種是法治信仰。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認為,社會應當構建起像宗教信仰般的法律信仰,從而形成一種強大的精神驅動力,"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10](P28)。在我們看來,法律就其本身來說有進步與落后、文明與野蠻、善與惡之分,其條文與規定變化多端能否成為信仰的對象是值得商榷的。

  而法治本身包含著特定的價值指向,"法治文化則是一種蘊含人類正價值概念的文化類型,它不管從制度到觀念,都必須是包含和反映了人類的基本價值,即應該是反映人類進步的、先進的、優秀的價值理念和制度構造"[11].法治信仰就是法治被極度相信與尊敬,相信法是公平正義的代表,把法律作為最高裁決標準,并時刻按照法的要求來規制個人行為的一種內在的自我覺悟。"法治信仰,信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背后的要素,如正義、公平、平等等價值理念,是相信通過法律的運作,這些理念可以現實化。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正義、平等、公平等才可以化約成人的內在精神性信念"[12].法治信仰本身包含了對良法善治的一種要求,這種要求是信仰形成的現實性基礎。

  因為任何的法治都必須有用,必須能夠對合法主體形成有效的?;?,對不服從行為構成震懾。同時,法治還必須體現和踐行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念,平等對待問題相關主體,公正進行調解與裁定。只有在此條件下,人們才能形成超越個體自我工具實用性的法治信仰,法治文化的精神維度才能得以提升,進而產生持久而普遍的法治文化影響力。

  三、理論與實踐的互動:鑄造法治文化

  法治思維與法治信仰的形成、供給、踐行離不開大的社會法治文化環境。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司法政治主體、理論學術主體和社會大眾個體在理論和實踐的相互交織中通過共同努力才可能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措施、社會管理措施與社會心理、文化心理機制。塑造法治文化需要從以政府執法、司法系統為代表的政治主體、以法學理論研究為代表的學術主體和以每個自我為主體的公民個人三個角度來謀劃。我們應當處理好三個主體之間的關系,在司法實踐與法學理論的相互砥礪中讓人們感受法治、接受法治、維護法治,培育法治人格與法治文化。

  政府及其司法系統是依法治國的核心力量,其執法、司法實踐活動直接關乎法治文化的生命。司法系統作為涉法行為的裁定、評判與強制執行主體,其活動的公正性對法治影響極為深刻。培根在《論法律》一文中曾指出:"一次不公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13](P115)司法不公正將會極大地敗壞社會風氣、動搖社會大眾的法治精神與法治信仰,令人產生無望甚至絕望情緒。

  法治政府與政法隊伍自身建設是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靈魂。打鐵還需自身硬,要加強政府和政法隊伍法治思想觀念的錘煉,提高執法、司法的人性化、專業化、科學化與制度化水準。政府與政法隊伍自覺守法、嚴格執法,通過自身的執法、司法行為實踐為社會大眾樹立起法治文化建設的旗幟和方向。同時,政治主體應當注意做好法治文化的物質載體建設。物質載體是法治文化的生命依托,也是法治文化的顯性體現。法治文化與法治精神理念的認同離不開人們的法治生活體驗,法治文化物質載體為人們的法治情感培養、法治意識與法治理念培育提供了經驗基礎與情感體驗平臺。應當注意做好法治文化實體形態的建設與配套工作。

  比如?;ぞ哂械湫托砸庖宓乃痙ò訃滴?、檔案等,修建法治文化展覽館、廳等,開發利用好各種法治文化基地等,這些既能滿足社會大眾的法治文化學習要求,又能潛移默化地對大眾進行法治文化熏陶。政治主體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需要做好法治宣傳與輿論引導。要把法治宣傳教育納入學校教育之中,使法治文化與校園文化相結合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本著"誰執法誰普法"的原則,組織開展群眾性的法治文化活動。利用現代傳媒技術,做好社會輿論宣傳與引導,匯聚社會正能量,進一步壓縮官文化與潛規則的影響空間,讓法治文化成為政治文化的主流。

  法學理論工作者是法治文化培育的思想主體。依法治國、培育法治文化離不開政治主體"摸著石頭過河",同時也需要法學理論工作者在觀念領域的頂層設計。法學研究的理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治主體的執法、司法水平與社會大眾的守法、護法水平。法學理論工作者應當將法治文化的精神與理念貫徹到自身的研究成果中,進而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轉化成一種社會性的文化成果,這種研究既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與社會現實,同時又具有前瞻性。

  學術理論主體作為法治文化的生產主體在社會實踐活動中起著為政治主體提供理論資源與決策參考的作用。要做好立法咨詢顧問工作。學術理論主體參與立法討論,做好立法咨詢對于提高法律質量意義重大。隨著國家立法科學化、專業化的發展,法學理論工作者在國家立法工作中作用越來越突出。

  在參與立法的同時,學術理論主體還可以憑借自身的專業優勢對政治主體的執法、司法實踐進行監督、批評與反思。對社會大眾來說,學術理論工作者起著法治文化教育與引領社會風尚的作用,需要針對社會大眾開展形式多樣的法律講解,強化公眾提高守法意識,提高法律維權意識與維權能力,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司法領域改革做好輿論與思想準備。

  最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關鍵在于形成法治個體。法治文化建設,人人是生態,人人是環境。公民素養是法治文化的具體展現。日本法學家川島武宜說:"大凡市民社會的法秩序沒有作為法主體的個人的守法精神是不能維持的。說個人不僅是主體,不僅是他人的手段,而且是以自己為目的的。

  法秩序沒有法主體積極自覺地遵守法、維護法的話,法秩序是得不到維持的。"[14](P19)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法治文化的型構最終必須落實于每一個體的現實生活與實踐活動中。這就要求各個社會主體、獨立法人培養和形成獨立的人格。獨立人格是人自我完整性、能動性、自主性的體現,標志著個體自我持久的本質規定性,是人們在法律面前明是非、辨善惡的一個基礎。這也就是為什么古希臘的蘇格拉底甘愿接受城邦對自己的死刑判決。具有獨立人格的法治個體同時懷有一種遵守規矩、愿賭服輸的契約精神與契約意識。

  契約本質上是主體間的規則約定。沒有契約精神與規則意識,潛規則就會大行其道。當人的自由意志與法的精神相得益彰之時,人便能夠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使自己脫昧成熟,成為能夠自我決斷并自我進行規制的大寫的人。"一個想要成為真正的人,他必須是特定的存在,為達此目的,他必須限制他自己"[15](P205)。作為溝通理論與實踐之中介的人是一種文化性的存在,而"文化的視野超越工具手段"[16](P30)。只有在每一個法治個體身上形成一種權利與義務的契約、規則意識,從依附性的臣民人格走向相互尊重與承認的公民人格,人們之間的權利與義務才可能得到切實的尊重與維護。

  每個人都應積極參加相關的法治文化活動,把握法治文化建設的基本要求,在言行上應自覺守法、履法,提高自身守法意識與法律維權意識。同時,要積極監督政治主體的執法、司法行為,維護憲法尊嚴與法律權威,維護好個人的合法權益。法治文化個體的養成意味著個人意識的覺醒、個人權利的保障、個人人格的塑造,這是我們文化發展、文明更新的內在動力與標志。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要求,也是進一步深化改革、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是中國文明現代化自我更新的內在動力。這種變革社會風氣、轉變人們思維習慣的社會文明演化不在一朝一夕之功,必須在理論和實踐的交互運動中培育和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全黨、全社會應當齊心協力推動法治的具體落實與實施,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圍。要把法治文化建設當作法治建設的重要抓手,在全社會形成法治理念共識,樹立法治信仰,提升法治文化的精神維度。在司法政治主體、理論學術主體與公民個體的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互動中推動良法善治,構建更加公正、更具活力與和諧的中國社會新秩序。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恩格斯。自然辯證法[A].馬克思恩格斯文集(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李德順。法治文化論綱[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7,(1)。

  [4]韓慶祥,汪業周。社會層級結構理論---關于"中國問題"的一種分析框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5]鄭齊猛。論法治思維[J].探索與爭鳴,2013,(2)。

  [6]苗延波。論法治、人治與德治的關系---中國與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較[J].天津法學,2010,(2)。

  [7]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A].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程雁雷。法的工具性價值與倫理性價值[N].光明日報,2000-04-18.

  [9]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10][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M].北京:三聯書店,1991.

  [11]劉作翔。法治文化的幾個理論問題[J].法學論壇,2012,(1)。

  [12]張永和,孟慶濤。法治信仰形成路徑探析[J].人民論壇,2013,(5)。

  [13][英]弗蘭西斯·培根。培根文集[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

  [14][日]川島武宜。現代與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

  [15][德]黑格爾。小邏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16][英]馬修·阿諾德。文化與無政府狀態---政治與社會批評[M].北京:三聯書店,2002.


本文地址://www.yrnmdd.com.cn/lunwen/faxuelilun/2635602.htm
以上內容來自互聯網,請自行判斷內容的正確性。若本站收錄的信息無意侵犯了貴司版權,請給我們來信([email protected]),我們會及時處理和回復,謝謝.
0

很好,很強大!

0%
0

太差勁了!

0%
福建体彩31选7复式玩法
X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打開微信,使用“掃一掃”即可將網頁分享至朋友圈。